郑和七下西洋，为中国打开了贸易经济，泱泱大国，史无前例的迈向海外，向世界展示东方的文化、经济、科技。中国自古的闭关锁国从秦始皇筑长城就已见端倪，只是防守，自己发展，这是完全不行的，到得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新政权，实行安内平党和海禁政策，惠帝当政，治国方略完全合乎朱元璋的方针。朱棣上位时，便改变了这一系列政策，打开海禁，实行富国强兵对外开放策略，从而便有了郑和下西洋这一壮举。
这一改革，从各方面都促进了民族的繁荣发展，永乐年的盛世繁荣便是见证。梁启超发起的“郑和研究”，再次将郑和远洋时的辉煌搬到了舞台。
很多人将郑和下西洋演绎成戏剧、歌剧的形式，展现了繁荣富强的东方，宣扬了600多年前，伟大的航海家郑和非凡的胆略，卓越的眼界，以及他率领庞大船队，历经困难，所独具的指挥才能和组织能力。舞台的效果是丰富的，雕塑只将郑和一人的形象至于此，他的坚定、胆识，从神态里便可看出，翻扬起的风衣，如卷卷江涛，自海底涌起，翻滚腾跃，撞击出惊涛骇浪，无不令人肃然起敬，显示出他广阔的胸襟的同时更是将一个大国所具有的气魄展现了出来。15世纪，三大航海家，哥伦布和达·伽马是其中两位，另一位就是郑和，但郑和是不为西方人们所熟知的，他们知道哥伦布以及达·伽马，但是对于郑和却一无所知，梁启超的一篇《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将尘封几百年的郑和从历史中再次走入人们的视线，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家以及海外学者，以宫修正史和中国典籍为文本资料，展开了对“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节”的郑和的研究。
雕塑中的郑和手握圣旨，便是这次远洋的动机，宣扬“王道”（天朝声望）、“按乱”（安定海外）、“绝乱”（寻找文帝，杜绝后患）。与航海家哥伦布是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的身份不同、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目的不同以及两者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同，郑和是以官吏的身份奉旨远洋出海，资金由国家承担。而哥伦布作为一个私人航海家，在资金募集方面由自己担当，其余由西班牙政府支付或富商的资助。郑和下西洋是封闭式的中国经济政治处于繁盛的状态下，而哥伦布所处的环境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处于萌芽的前夕。但是这些都是外部因素，真正区别是，航海的动机不同，郑和远洋意在“耀兵异域，示中国之富强”向西方宣示中国的强大与地位。哥伦布的动机便是征服与扩张，是侵略性的行为。这一思想性的不同是在文化背景的熏陶下形成的，郑和站在中国几千年文化积淀上行的是文明的，追求的是大同的思想，而西方却只单单是征服扩张。
从雕塑里带给我们的不仅是郑和个人所持有的胆识、才智、体魄和广阔的胸怀，并且，将东西方文化的差距展现出来，没有面面俱到的像歌剧用华丽背景，冗长的铺垫，只是将雕塑的本身，所带给我们的气势，来说服观众，用一道圣旨所代表的文化，来揭露时代背景下，东方文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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